《张居正传》与《万历十五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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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张居正传》，朱东润著，海南出版社，199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《万历十五年》，黄仁宇（美）著，三联书店，1997年5月第1版，2004年11月第19次印刷
两本书的内容透视的是同一个时代，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和分析，建议有一点古文基础的先看《张居正传》，很多引用的史书原文，有利于思考理解，后者最初以英文写成，估计要照顾外国人，很多语言力求浅显，但对于国人来说难免感觉不伦不类，但是视角非常独特，出自作者的“大历史观”，即把历史的一段放大拉开到几百年中去理解分析。我感觉这样可以更加突出的显示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，看到一些历史局限性和历史人物行动偏颇的苦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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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居正，一代名相，堪称杰出的政治家，虽然不是个革命者。他懂得利用一切政治手段和机会来实现的自己的政治抱负，不惜与宦官合作，不顾维护传统政治制度的“言官”的指责，不怕树立敌人。摘抄几句话，以窥一斑。“得失毁誉关头，若打不破，天下事无一可为者”；“欲报君恩，岂恤人言”；“天下之事，虑之贵详，行之贵力，谋在于众，断在于独”；“多指乱视，多言乱听”；“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”；“至于用舍进退，一以功实为准，毋徒眩于声名，毋尽拘于资格，毋摇之以毁誉，毋杂之以爱憎，毋以一事概其平生，毋以一眚掩其大节。”
其实，回顾起来，张居正并没有做出什么制度上的创举，其最大的功绩应当算是“考成法”，就是一个官员的绩效考核体制，但是由之却可以使得很多好的政策落到实处，说句时髦的词，就是“执行”。但，对于当时，很重要的是，他以一种不惧清算的无畏实现了当时扭转颓势所必须的大权独揽，得以减少无用言官对政策贯彻推行的干扰，推进人事的改革，得以任用一批有才干的官吏，强力贯彻了“考成法”，抓住机遇巩固了边防，加强的水利建设，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普查。这一切，这种“贤明”的专权，在封建制度江河日下之时，实在是扭转颓势所必须的。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，则在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里有全景的观察和分析。
在作者看来，万历十五年是明朝帝国实际走到尽头的转折点，也是“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”，其失败源于空泛的以儒家道德来治理国家、文官统治集团之阴阳不能调和（阴指私欲利益，阳指儒家道德）。在文官集团看来，张居正“专权”损害了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，其后的首辅申时行又不能坚持德义与君力争，海瑞是迂腐自清的“志大才疏”，戚继光不过是个武夫，李贽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只能抨击和遁世，万历皇帝则是听信妇道谗言，试图废长立幼的无为之君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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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一切的不成功，并非是人事的不成功，实在是制度的发展已经走向无法调和之阶段，不可更改的制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，无法给予足够的利益，又不能使得所有人做偶像般的海瑞，而强调道德要求又不可避免的塑造了一个只会挑剔指责的言官队伍，事事牵绊，各种损害了他们利益的改革都可以冠冕堂皇的予以抨击，坚定如张居正则是“专权”，调和如申时行则是缺乏对道德准则的坚持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的仁人志士或者只能在自己的局域里做一点事情，力图不损害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可以做出一点改进，如戚继光；或者在迷茫中，继续在经史典集里寻找道德的真理，寻求不得，或者以为寻求到却无法落实，则遁世出家，如李贽。
道德可以作为指导，但决不可无法制，不考虑人的实际需求，如企业，则是当有企业文化，但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激励机制也不可或缺。
文章 “《张居正传》与《万历十五年》”仅有一条评论
人物传记我也感兴趣。可惜没热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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